有人将突然暴发的传染病疫情比作“黑天鹅”事件，那么社会上还有一个群体就如同“灰犀牛”般存在，他们并不为人所熟知，就是我国近2000万的罕见病患者。“熊猫宝宝”（戈谢病）、“蓝嘴唇”（肺动脉高压）、“牵线木偶人”（多发性硬化症）……这些名字背后，是很多罕见病患者无法言喻的痛。
不久前，一对患肝豆状核变性的湖北母女在网上发帖称，因药厂暂停生产治疗“肝豆病”的二巯丙磺钠注射液，导致二人无法按正常剂量注射。帖子迅速升温后，也引发了人们对罕见病“缺医少药”局面的讨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布局罕见病药物市场，罕见病这一医学难题也逐渐受到关注。
罕见病患者其实并不少
电影《攀登者》中登山运动员杨光，在体检后被告知不能继续攀登珠峰，原因是他的父亲死于一种叫“马凡综合征”的疾病，这是一种十分罕见的先天性遗传性结缔组织疾病，心血管异常，骨骼畸形是最常见的症状。因为手指和脚趾细长像蜘蛛脚一样，所以又被称为“蜘蛛指（趾）综合征”。
黄女士的孩子经过基因测序诊断，确诊为“蜘蛛指人”。这本身已经是罕见病了，更罕见的是黄女士的孩子并没有像其他“马凡综合征”患儿一样，异乎寻常地高大，反而生长发育大大落后于同龄人，表现出了“矮小症”的症状。“我们反复跟医院确认，的确是马凡综合征的一种特殊的‘亚型’，属于罕见中的罕见。”黄女士说。
2018年底，黄女士慕名找到了上海市儿童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嫔。经验丰富的李嫔也是第一次遇到马凡综合征合并矮小症患者。结合临床经验，也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后，李主任对孩子进行了对症治疗。通过一整年的治疗，孩子长了6厘米多，达到了同龄人正常的生长速度。“虽然罕见病发病率很低，但是患病人群总数可能仍旧不少。”黄女士坦言，“作为罕见病患儿家属，我们希望国家能有更多政策和措施，让药企有动力生产针对某一种病症的基因靶向药，从而惠及更多罕见病患者家庭。”
黄女士的孩子无疑是幸运的，但对于罕见病群体来说，这样的幸运儿只是少数。目前，全球确定的罕见病病种近7000种，合在一起，平均每10万人中有40人可能是罕见病患者。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罕见病总患病人口数接近2000万，还有数倍的基因携带者，是我国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数的4倍、艾滋病感染者人数的20倍，因此罕见病在中国并不罕见。
然而，相关数据显示，目前90%以上的罕见病无有效治疗手段且致命性高。上海市罕见病防治基金会理事长李定国是我国最早开始系统化关注罕见病的专家，他表示，在临床上，约65%的罕见病患者曾被误诊；在所有无法当年确诊的患者中，平均需要花费5.3年时间才能最终确诊。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大约需要奔赴3.6家医院，周转4个科室之多；大部分患者需要终生用药治疗，每年药物花费最高可达数百万元。罕见病只有确诊才能治，但有相当一部分罕见病患者，其实只是希望“解开谜团”，对于治疗，他们也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加速引入新药是第一步
关注罕见病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之一。2018年，我国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正式发布，首批纳入了包括白化病、血友病、成骨不全症、帕金森病、先天性肌无力综合征、先天性脊柱侧弯等在内的121种罕见病。
NMOSD（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是一种罕见的中枢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复发率及致残率非常高。华山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全超介绍：“NMOSD的发病率相对于常见的心脑血管等疾病要低很多，患病率为1-5/10万人/年。其中，亚洲人群发病率远远高于白种人群，且女性比较多见，好发在‘黄金年龄’。” NMOSD患者常会经历复发性疾病过程，而每一次复发都可能导致神经损伤和残疾逐步累积，从而造成失明和瘫痪等严重残障后果。由于NMOSD复发与疾病进展密切相关，因此缓解期降低NMOSD复发频率的药物在NMOSD的治疗中占据主要地位，但中国尚未批准预防NMOSD复发的药物，国内NMOSD患者的用药窘境亟待改善。
目前，国际上有很多新兴方法可以帮助降低复发风险，其中，IL-6被认为在NMOSD的炎症中起关键作用，会触发炎症级联反应、导致损伤和残疾，通过靶向IL-6受体抑制IL-6信号传导，能够显著降低复发风险。全超说：“近年来，虽然越来越多的罕见病治疗药物被加速引进中国，但我国NMOSD患者仍处于望‘药’兴叹的窘境。对此，我们也期待未来在NMOSD领域有更多有效降低复发的药物尽早在中国上市，为患者带来治疗希望。”
近年来，国家对罕见病群体的重视度已日益提高，国务院以及国家食药监总局先后发布了罕见病用药特殊审批、专门通道、优先审评、加快上市等的规定和实施措施。去年2月，国家还提出要保障2000多万罕见病患者用药，并决定对21个罕见病药品减征增值税。
“罕见病患者的药物被形象地称为‘孤儿药’，可见数量之少。因此，罕见病患者最大的愿望，就是用得上药和用得起药。”李定国教授强调，“罕见病的工作是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工作，加速引入罕见病新药是保障罕见病患者用药的第一步，我国政府在加快罕见病用药上市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只有让患者先‘有药可用’，我们才能协调多方共同破解‘用得起药’的难关。”
今年5月，中国首个法布雷病特效药法布赞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开出首张处方。法布雷病是一种罕见的X染色体伴性遗传的溶酶体贮积症，目前我国约有超过300名法布雷病确诊患者，该疾病临床表现多样，手脚肢端的灼烧样疼痛是法布雷病常见的首发症状，甚至有女性患者形容“比生孩子还要痛”。
法布雷患者小张如此形容自己的患病过程：“自年幼时候就开始出现无汗、脚底和手有难以忍受的灼烧和疼痛感、常年体检发现蛋白尿等奇怪的症状。十几年来，父母陪我跑遍省里大小医院的各个科室，但医生通过各种诊断都无法查出这是什么病。去年，医生推荐我来到瑞金医院，这才被确诊为法布雷病。”
作为国内首个获批的法布雷病特效药，法布赞填补了国内法布雷病特异性治疗药物的空白和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瑞金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陈楠教授表示：“法布赞从获批上市到开出第一张处方，疫情影响下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充分体现了国家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和多方合力攻克时艰的成果，也得益于瑞金医院各方的积极推进和配合。”
防治是整个社会的工作
罕见病发病较为分散且类型众多，单一医疗机构病例稀少，确诊十分困难，与其他疾病相比，其实验诊断对医疗资源共享、技术方法的研究开发以及相应的质量管理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早在2018年，上海市卫健委经综合评审确定了第一批“上海市罕见病专科门诊”：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设置以神经系统、内分泌与代谢、免疫疾病为特色的罕见病专科门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设置以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为特色的罕见病专科门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设置以血液疾病和免疫疾病为特色的罕见病专科门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设置以法布雷病为特色的罕见病专科门诊；上海市儿童医院，设置以内分泌与代谢疾病为特色的罕见病专科门诊。
2018年，上海市儿童医院组织研发使用疑难罕见病辅助决策支持系统（GPS），已经整合进医院HIS系统，涵盖8000多种遗传病，可以给全世界的医生使用。医生只要将患儿的关键表型输入系统，系统立刻给出前十种疑似疾病的初步判断。如果将患儿基因检测结果数据再次输入系统，则系统会进一步给出更为精确的疾病判断，辅助医生更为高效和准确地开展遗传病的诊断和治疗。
2019年，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问世，开启了罕见病病例诊疗的登记工作；同年9月，长三角罕见病实验诊断协作中心正式成立。这些工作的推进，标志着我国罕见病工作已逐步迈入正轨，长三角区域将整合优势医疗资源为罕见病实验诊断研究工作按下“快进键”。
在每个人的基因中，平均都有7到10组基因存在缺陷。只要生命在延续，就有发生罕见病的可能。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干预，是预防和治疗罕见遗传病、减少出生缺陷、防止患者发生不可逆转的严重后遗症的重要手段。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2016年3月成立儿科“诊断不明疾病（Undiagnosed Diseases Program，UDP）诊治中心”，是国内首家儿童UDP诊治中心。2018年2月被批准挂牌“上海市罕见病专科门诊”后，医院已开设36个罕见病专病门诊。上海市医学会罕见病分会主任委员、复旦儿科医院院长黄国英教授指出，随着医学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基因检测等分子遗传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目前对于罕见病发病机制的认识已经大大提高，诊断能力大幅提升，而且治疗方式也越来越个体化、精准化。今年4月，作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儿科又升级成立了疑难罕见病多学科联合会诊中心，进一步提高疑难罕见病诊治能力。
国外罕见病创新药物进入中国耗时长，而我国药物医疗器械的创新性研发又比较落后，罕见病药物既贵且缺。即便有药，还有一些患者因为药价昂贵而望药兴叹。“国内罕见病的防治工作面临巨大挑战，但并没有减弱研究人员对罕见病事业的热情。专业学术团体的建立、各类病友服务组织的出现更是为国内罕见病工作开展增添了更多的动力。”李定国认为，针对罕见病、孤儿药，需要政府部门、医院、组织学会、企业等共同关注，才能形成合力，让罕见病患者不孤单。首席记者 左妍
（责任编辑 ：支艳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