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业内人士揭移动医疗三大突出风险
调查动机
最近,第三方机构发布了《中国移动问诊白皮书(2017)》。这份白皮书称,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为医疗产业链的优化提供了优质的技术土壤,在国家医改背景下,移动医疗迅速发展。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移动医疗可以弥补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缺憾,利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然而,医疗本身就是带有高风险和不可试错性的行业,其与远程技术的融合,是否会出现新问题?就此,《法制日报》记者展开了深入调查。

得病之后习惯通过手机来寻求帮助——经过几年来的发展,移动医疗已经走入越来越多的家庭。
所谓“移动医疗”,业内常用的定义是:通过使用移动通信技术——例如PDA、移动电话和卫星通信来提供医疗服务和信息,具体到移动互联网领域,则以基于移动终端系统的医疗健康类App应用为主。
移动医疗,改变了过去人们只能前往医院看病的传统方式。无论在家里还是在路上,人们都能够随时听取医生的建议,或者获得各种与健康相关的资讯。移动医疗正成为整个移动通信产业的热点。
尽管移动医疗取得长足发展看上去已是大势所趋,但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风险。
网上通常只能看小病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张女士曾经使用过移动医疗。
据张女士描述,一天早上,她起床后发现身上起了很多红色的小疙瘩,于是她使用了搜索引擎上的“问医生”功能。
“我按照要求填写了主要病症、发病时间,并且分别上传了3张局部、整体、小疙瘩特写的高清照片。在提交这些信息后,弹出一个对话框,询问是否要绑定手机号,如果绑定,有答案后会有短信实时通知,否则只能时时打开网页查看医生是否有回复。”张女士说。
于是,张女士绑定了手机号。大约3个小时后,张女士就收到短信提醒,已经有医生回复了她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具体内容,她只好再次登录网页查看。
“有3名医生回复了我的问题,但是对我的诊断各不相同。1名医生判断是急性荨麻疹,1名医生回复说是过敏引起的症状,还有1名医生说是蚊虫叮咬引发的皮肤应激反应,而且他们并没有追问我的状况。”张女士说,问题并没有得到切实解决。“3名医生3种说法,没办法判断哪个是对的。我索性自己涂了点外用消炎膏,晚上症状就慢慢消退了”。
张女士告诉记者,“这种网络上免费的问医生,往往只能问小病,比如感冒发烧、扭伤、伤口护理等,即使误诊了也出不了大问题,他们也没有法律责任,而且你连举报的地方都没有。我觉得没有什么保障,所以一般还是去医院看病。”
手术不在医院里进行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李女士曾经想借助一款移动医疗App联系医生割双眼皮。
“当时也是经人推荐后知道了这个App。在网上查询后,发现App上的价格确实比医院和美容院便宜不少。”李女士说。
李女士告诉记者,去正规医院割双眼皮加开眼角的花费大概在1.2万元左右,但是通过移动医疗的方式,可能会省3000多元。
“具体的方式是,在App上注册后,App会派出私人顾问与你‘单线联系’。于是我注册了1个账号,果然有人联系我了解诉求。聊了一段时间后,我选择了他们平台的1名医生,并约好时间我和顾问一起到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到诊室找到那名医生。见面后,医生根据我的脸型做了效果图,我也比较满意。”李女士说。
截至目前,李女士对于移动医疗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满意,但是接下来当李女士询问是否在该三甲医院进行手术时,私人顾问与医生共同表示,医院的诊室排不开,要到他们合作的一家诊所进行手术,并且一直强调是绝对正规的。
“私人顾问带我去看了下手术环境,我发现是一个类似社区医院的处置室,看起来很干净,但是感觉还是达不到可以做手术的标准。我又具体询问是否会签协议以及手术风险承担的问题。顾问一再表示医生是专业的,他们已经进行过好多次手术,没出过任何问题,无需担心。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没有明确归责等事项。考虑再三,我最后没有通过App联络医生进行手术,因为承担不了这个风险。”李女士说。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侯小姐也一直想把脸上的一块胎记通过手术祛除。
“自从我通过App传照片问了医生后,就不断有整形医院、美容院给我打电话,言称非常了解我的情况,完全祛除肯定没有问题。当初,我只是在注册时提交了手机号,并且平台的特别声明也称不会将个人信息用作他用。现在,这些电话已经给我造成了困扰,感觉自己的隐私受到了严重侵犯。”侯小姐向记者讲述了她的遭遇。
有人专门倒卖患者信息
为了进一步了解移动医疗的运营情况,记者又联系了在某移动医疗平台工作过的黄先生。
“医院名气大,但是不见得医生的资质就好,并且大城市约号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移动医疗的出现给患者提供了主动选择的权利。国家也出台了政策,鼓励三甲医院的医生多点执医,以缓解医疗资源紧张的现状。”黄先生说。
黄先生告诉记者,现在很多移动医疗采用的是OTO模式(线上到线下电子商务模式——记者注)。患者在线上通过App寻找到自己中意的医生,对其进行相应的询问。觉得满意的话,可以约线下进行面诊,一般都是到医生工作的医院进行,结束后再回到线上,与平台一同对医院及医生做公开的评价,这也是一个监督的过程。
当记者问及一旦出现法律风险与纠纷,患者、平台与医生或医疗机构之间该如何划分责任时,黄先生说,“移动医疗的风险现在还处于法律的真空地带。当初,我们的平台就研究过这个问题,想对做项目的患者给予一些保险业务。那段时间,我们与各大保险公司都谈过,但是因为没有先例,所以对具体的责任认定和细节都没有规范的标准。如果合作,成本会非常高,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据我所知,如果是去某个医疗机构在治疗过程中出现问题,则该机构担责,但因为平台只起到中介的作用,所以应该由机构对其进行赔偿。但是如果走的是非正规渠道,例如患者与医师私下联系进行治疗,那患者的权利就很难得到保障了。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工作过的平台一直都与正规医疗机构合作,这样无论对平台自身还是对患者来说,都有保障”。
据黄先生说,现在移动医疗比较大的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是存在患者与医师跨平台进行私下联系,例如第一次通过平台找到某位医生进行了玻尿酸注射,感觉效果还不错,那么下次患者很有可能会直接找到医生进行治疗。这样虽然省去了平台的中介费,但其实患者少了一道保障,属于冒险行为。
其次是移动医疗被“滥用”“错用”,有一些不适用的病症也被强硬地移植过来。
对此,黄先生举了个例子:许多咽喉有问题的患者把自己的检查报告及高清照片传到平台希望能得到专家的诊断。但是声带的问题往往非常复杂,很多时候需要医生看到患者声带运动的实际情况才能给出准确判断。单纯的“拍图问医生”给医生带来了极大的误诊风险,把病说大了会被认为是小题大做,把病说小了会被看成是误诊,医生往往也很为难。
再次是关于患者信息的泄露问题。“现在医疗行业也存在着‘黑市’,尤其是移动医疗,专职倒卖客户信息的大有人在,也有黑客专注于攻击医院网络窃取信息。”黄先生说。制图/李晓军
是否符合执业医师法规定尚有争议 患者个人信息保护成大问题
移动医疗行业亟须法律规制
近日,第三方研究机构易观智库联合春雨医生共同发布了《中国移动问诊白皮书(2017)》。
白皮书提到,国家卫计委统计显示,2015年我国医疗卫生总支出约为4.1万亿元,2010年至2015年全国医疗卫生支出逐年上涨。虽然医疗总费用在不断增加,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地缘辽阔,医疗需求依然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
白皮书认为,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为医疗产业链的优化提供了优质的技术土壤,在国家医改背景下,移动医疗迅速发展。根据易观分析统计,移动医疗产业市场规模逐年攀升,2016年达到105.6亿元,较2015年增长116.4%。
移动医疗带来新的风险
目前,市面上流行着不少移动医疗App,定位功能各自有所不同。
据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邓勇博士介绍,移动医疗App可以分成三类:看病就医模式,如“快速问医生”“好大夫在线”等,专门为患者提供看病就医服务;健康建议模式,为普通大众提供健康建议或参考标准,例如“自测用药”“用药助手”;医学专业型模式,专门为医学专业型用户提供服务,包括眼科、牙科等分支领域产品,例如“春雨医生”等。
相对于自己去医院,移动医疗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风险。
“主要风险包括:误诊风险,因为是在网上看病,相当于隔空猜物,增加医疗误诊与延诊风险;网上提供的诊疗样板引发种种质疑;用户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可能因设备入侵、系统风险、滥用导致信息泄露。”邓勇说。
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王岳认为,移动医疗现在发展比较快,是一种非现场的医疗服务,这是其最大法律风险所在。按照执业医师法有关规定,“医师实施医疗、预防、保健措施,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必须亲自诊查、调查”。这里所提到的“亲自诊查、调查”,尽管还存在一定争议,有人认为“亲自”只要是本人就行,有人认为“亲自”必须是现场、当面的诊查、调查,但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后一种理解。这也是制约互联网医疗最大的法律瓶颈和法律障碍。
“医疗行为具有特殊性,也可以称之为不可试错性。医疗行为的风险较高,应该将安全放在第一位,效率放在第二位。”王岳说,互联网医疗最大的优势在于跨越时空的便利性。如果将其限定在对一些疾病进行咨询,不是进行实际诊疗或者是开处方用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对于慢病管理而言,互联网医疗也比较适合。美国对互联网医疗也进行了严格限制,比如限定于慢病病人。久病成良医,这些病人本身对服用的药物就有一定了解。另外,即便是网上诊疗开处方,也限定于病人本人在一定时间内亲自去医院看过这个病。总而言之,就是把疾病风险相对较小的区域,开放给互联网医疗。
“这方面我们可以进一步尝试。比如社区医生、家庭医生,他们与自己的病人之间建立线上咨询服务,这方面发展的空间比较大。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都是属于慢病管理,这占据着基本医疗行为的主要部分,在法律上也没有问题。”王岳说。
是否利于化解医患纠纷
长期以来,在医疗领域,医患纠纷备受人们关注。
移动医疗的发展对化解医患纠纷是否能产生积极影响?
邓勇认为,移动医疗提供了一个医患双方交流的平台,可以将医生和患者直接相连接,使得医生和患者可以借助平台互动,通过这样的机制,可以使医生和患者建立较为长期的联系。使医患直接跨越医院围墙,建立信任关系和网络联系。
“移动医疗为医患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平台,有助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能够帮助医生建立自己的品牌,并建立其患者群体,还原医生的智力价值,可以使医生阳光合法挣钱。目前我们的医疗现状是医疗资源分布非常不均衡,移动医疗可能改善这种就诊难的现状。此外,可以通过移动医疗的方式达到医生继续教育,让医生更加规范地诊断和治疗患者,从而降低社会和经济负担。”邓勇说。
王岳认为,对于化解医患纠纷而言,移动医疗带有“双刃剑”的性质。“有利的一面在于,可以提高医患沟通的效率。以前我们找一个医生可能比较困难,楼上楼下跑也找不到人。现在通过App,可以很快和医生联系上。不利的一面就在于,这样的沟通缺少温度,没有实质性拉近医患之间的距离”。
“关于这方面,同样可以做一些限定。比如在涉及到移动医疗服务时,可以要求使用视频沟通的方式。相对而言,视频沟通的效果要好得多。”王岳说。
应持有保守谨慎的原则
要确保移动医疗走上良性发展道路,邓勇认为,需要做到这样几点,即保证优质的医疗服务质量、以患者为中心、保障用户个人信息安全。
对于如何规制移动医疗,邓勇建议,国家食药监总局应通过立法的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对低风险的移动医疗App的监管享有自由裁量权,若某移动医疗App被认定为低风险,则监管部门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对其进行入市前的审查批准;针对较高风险的移动医疗App,应制定明确、具体的监管指导方案,以维持移动医疗App市场的秩序。
“移动医疗不能替代传统医疗模式,应该成为帮助医生看病的助手。医疗行为与在网上买东西不同,反映了对生命的态度。面对生命,我们还是应该以一种保守、谨慎的原则去迎接新事物,不宜太过激进。人们通常会说花钱买教训,但是医疗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是不可试错的,就好比谁也不愿意坐一架没有人坐过的、最新研制的飞机。”王岳说。